在后现代看来，这一观点显然是跋扈的现代性之人与自然二元论、占有性个人主义与实利主义的不良产物。

领导党为领导行为，其行为分为：对领导党自身的治理，即治党。我国政党法需要对政党的以下几种行为规定程序。

既然第 126 条位居这一章的权利部分，那么，其先锋队和领导核心都应该属于权利性质。所谓政党体制，即一国政党法承认多党还是一党。但是，该规则赋予政府和反对党的议程领导权却出奇直白：各日议程应保障大臣安排政府工作（第 27 条）和对法案的议决程序安排权归大臣（第 83A 条），但每次会期安排 20 天办理反对工作，其中的 17 天由领衔反对党领袖掌握，3 天由第二大反对党领袖掌握（第 14 条）。在公推大会上统一组织初步候选人与推选人见面、发表参选演说。德国基本法仅有一个条文规范政党，而《政党法》多达 41 条。

关于制定政党基本法的必要性，在德国联邦议会即将表决政党法法案之际，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可哈斯克宣告：无论如何，具有极大意义的是，今后政党不仅立基于宪法，而且有一部专门法律规制其职能、法律地位、义务以及资金问题的原则。执政党应由法律规制的行为是执政行为，包括：提出政纲和政府班底，请求议会授职。[48] BGH NJW 1953, 271. [49] 有观点认为，未遵守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者不能通过先占取得所有权，规范基础为《物权法》第30条所规定的合法要件，并以《德国民法典》第958条第2款所规定的先占要件之一是无先占之禁止作为证明，参见金可可：《论乌木之所有权归属》，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

这是对前两项规范内容的反面性规定，《宪法》中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9条第2款后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土地（第10条第3款）、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2条第1款）、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财产（第12条第2款后句）这些表述，都表现了宪法中国家所有的这一规范内容。[16]因此，埋藏物的构成并非必然包含埋藏物曾经有所有权人这个要件，借此无法否定乌木并非埋藏物，自然也不能否定《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的适用。之所以如此，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便利交易当事人的经济核算，依据交易观念进行判断，有助于交易当事人判断物的价值并给予定价，由此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为何私法上的所有权仅应指自由、绝对所有权，其理论根据和现行法上的规范根据为何？单纯以私法的自治作为根据推导出私法所有权应限制于自由、绝对所有权，在私法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图景中，究竟有多大的论证价值？以自治为私法的唯一价值，承认私法中的国家所有权确实会导致私法内部自我的精神分裂，但此种精神分裂是否恰恰有可能暗合了私法价值的多元化？所有这些问题容另文撰述。

具体而言，合理利用包括了如下内容：（1）利用主体，即谁可以利用。注释: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56]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7页以下。但是，绝对的私人所有在一些领域会产生极强的外部性，例如环境的污染、因为私利而导致的非理性的使用，导致公共目的与经济盈利目的之间的冲突矛盾。《宪法》第13条所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私有财产权享有此种防御功能，前述公民的合理共同利用国家所有之财产的权利也当然享有此种防御功能，如果立法限制这些基本权利，则这些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可对立法内容本身进行审查。[10]这也构成了埋藏物和物的成分的重要不同。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三）埋藏物 如果乌木在分离前并非物的成分，那么其是否属于埋藏物？如果乌木属于埋藏物，按照《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的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12]归国家所有，此时乌木应由国家取得所有权，国家应给予上缴单位或个人以表扬或物质奖励。国家所有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优于私人所有，也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劣于私人所有。而矿产资源、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则有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珍贵文物的私自开挖会损害蕴含的文化艺术价值以及对其进行的研究，因此负外部性较高，此时，将之作为国家所有进行规制的总收益较大。

[11] 因此，宝石和化石都并非土地的成分，Vgl. Wilhelm, Sachenrecht, Aufl. 3, De Gruyter Rechtswissenschaften Verlag, 2007, Rn. 1160.。[25] 2、国家所有的规范目的 按照《宪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所有的规范目的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但据专家的意见，乌木对地质学研究的意义不大，而且，用于研究只需一小段即可。进入专题： 国家所有 国家所有权 规制 埋藏物 乌木 。

首先，国家所有权属于私法所有权，因此自然享有私法所有权的诸多形式特征，但由于宪法中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权的规范目的不同，而因此在私法中，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之间仍存在规范上的不同，例如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在很多情况下并非特定的物，并且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无需登记（《物权法》第9条第2款），与私人所有权的客体一般具有特定性（《物权法》第2条第3款）且要进行公示（《物权法》第6条）不同。（3）利用内容，即如何利用。而被告主张原告并非乌木的发现者，也并非从原告的承包地里挖出，同时乌木属于埋藏物，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属于国家所有。[31]无论如何，宪法中的国家所有中必然蕴含着规制目的，甚至可以认为国家所有本身就是规制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同时，结合国家所有的有关合理利用的宪法上述相关规范以及《宪法》第33条第3款所规定的公民所享有之人权中所蕴含的行为自由，公民涉及生计的对国家所有之财产的合理和共同使用权可能还涉及到《宪法》第42条第1款所规定的劳动权，由此，公民合理和共同使用国家所有之财产的权利充实了宪法中国家所有的规范内容。对于乌木是否属于埋藏物，存在诸多反对观点。

即使与私人所有权存在诸多不同，但国家所有权是私法所有权的一种，因此应适用《物权法》第39条对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具有形式上的统一性，[34]故国家所有权也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相应的排除权能，这些权能由于宪法中国家所有的规范目的、内容的限制，具有特殊的规范含义。首先，国家所有包括如下规范内容。

乌木并未被列入《矿产资源分类细目》，也并未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公布为新矿种，因此，至少在目前，乌木不属于矿产资源。关于中国法，有观点正确地主张，《物权法》第116条第1款应采取同样的解释方案，参见金可可：《论乌木之所有权归属》，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

从反面讲，国家甚至有义务和责任进行规制。而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确认乌木并非由原告吴高惠发现，也并非在原告吴高惠的承包地内发掘，因此，吴高惠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1] （一）文物、古生物化石、矿产资源或野生植物资源或其他自然资源 结合《物权法》第51条和《文物保护法》第5条第1款、第4款第1项、第6条的规定，中国境内出土的一切可移动文物，除确定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之外，皆属国家所有。其次，必要性，即在同样有助于达到目的的多种手段之间进行比较。[18]但是，反对观点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92条所做出的判决包括认定财产无主和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两项内容，并非认定财产无主就必然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38] 德国法中，公共所有的水资源仍然包含了共同使用的权利，由此会产生特殊的私法权利，Vgl. MünchKomm/Oechsler, §958, Rn. 4.。

徐涤宇：《所有权的类型及其立法结构》，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53]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7页。

如果将乌木作为国家所有，此时发现人无法取得私法所有权，此时无疑可以对避免滥挖起到一定作用，有助于消除负外部性。[23] 同样的观点，参见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4] 同样的观点，王涌：《慎用国家所有权》，载《新世纪》2012年第6期。其三，凡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除此之外允许其他私主体的所有权存在，包括野生动植物资源（《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和第3条、《物权法》第49条）、文物（《物权法》第51条）、基础设施（《物权法》第52条第2款）。

基于此，可能会采取多种规制方式，按照规制强度的大小，大致可以区分为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包括对私人所有权的一般内容限制、管制性征收、征收）和直接设立国家所有。[53]据此，如果《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的适用结果超越了宪法秩序所容许的范围，应对此进行限缩。仅就自然资源而言，私法将国家所有的客体扩张至野生动植物资源、海域、无居民海岛、无线电频谱资源之上，因此，《宪法》第9条第1款中的等意味着一种未尽列举。[36] 有学者认为，在私法中，全民具有抽象性，无法成为权利主体，而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因此国家所有权并非私法所有权，参见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但是，虽然分配正义的目的本身是值得尊重的，可目的的正当性同样无法证成手段的正当性，这里仍然有比例原则的适用可能性。由此，确定了私法中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必须是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

[5] 通常认为，原物的天然孳息是指原物的出产物或者按照该原物的用法所取得的其他收获物。[46] 同样的观点，参见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或者认为乌木属于天然孳息，或埋藏物，因此由国家取得所有权。（二）天然孳息 《物权法》第116条第1款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